抑郁症

遗传研究

（1）研究家系、双生子和寄养子研究在抑郁障碍的病因学探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提示，抑郁症患者的亲属，特别是一级亲属，罹患抑郁障碍的危险性明显高于一般人群，患病风险是一般人群的 2~10 倍；早发（发病年龄<30 岁或更低龄）和反复发作的抑郁症患者，呈现出明显的家族聚集性；而双生子研究进-步显示抑郁障碍患者同胞的患病率高达 40%~50%。抑郁症的遗传度估计为 0.37（95%CI：0.31~0.42），部分反映了其发病机制的一些相关信息。

（2）多个基因连锁和环境的交互作用能促进抑郁症的发生与发展。一方面，基因型赋予个体对环境因素的敏感性或者易感性，易感性高的个体当遇到环境中的相关风险因素时更容易引发疾病；另一方面，环境也能够影响基因的表达，个体应对应激时，大脑及其躯体会合成大量的神经递质和激素，以促使个体及时做出反应，这些神经递质及激素的合成过程需要相关基因的表达，而染色体结构的变，化可能是介导应激、基因表达和抑郁发生的分子机制。分子遗传学研究显示很多遗传标记均与心境障碍相关联，X 染色体、6 号染色体、11 号染色体、5 号染色体、12 号染色体、16 号染色体、18 号染色体、21 号染色体以及 4 号染色体上的易感位点与抑郁障碍存在连锁关系。特异性候选基因研究提示生物胺相关基因值得深人探讨，如 G 蛋白耦联受体激酶 3 型、硫转移酶 1A1、酪氨酸羟化酶、多巴胺 β-羟化酶、儿茶酚-0-甲基转移酶、单胺氧化酶 A、色氨酸羟化酶等。全基因组扫描筛选候选基因，候选基因表观遗传学调控的研究逐渐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这些修饰包括 DNA 甲基化、组蛋白己乙酰化和甲基化，及非转录基因的沉默机制，该类机制如何解释抑郁的发生需要深入探讨。

神经生化及内分泌研究

（1）神经生化[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素（NE）、多巴胺（DA）等单胺类递质主导]及神经内分泌系统（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等）的功能改变是研究抑郁障碍发病机制的经典思路与途径，也是目前为止仍方兴未艾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

（2）类似的研究也观察到某些氨基酸、神经肽与抑郁障碍的发病机制相关。其中值得关注的氨基酸有 γ-氨基丁酸（gamma aminobutyric acid，GABA）、谷氨酸；神经肽包括神经肽 Y（neuropeptide Y，NPY）、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hic hormone，ACTH）、P 物质等；调节摄食、睡眠、生物节律以及代谢的神经肽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包括黑色素聚集激素（melanin concentratinghormone，MCH）等、褪黑素（melatonin，MT）。此外，皮质激素、甲状腺素与雌激素水平的变化，炎性标志物（如白细胞介素），胆固醇与抑郁障碍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多，但目前的研究常因在方法学很难控制干扰因素，而导致差异较多的结果，阳性发现难以重复，研究结论需要辩证地看待。

神经影像研究

随着结构影像学技术 CT、MRI 以及功能性影像学技术 PET、SPECT、MRS 和 fMRI 的应用与发展，抑郁障碍中枢结构与功能的病理机制研究进人新阶段。结构性脑影像研究集中于调控情绪的神经环路相关结构的异常，主要是额叶-丘脑-边缘系统环路；功能影像研究提示最显著的脑区变化涉及内侧前额叶皮质、扣带回前部、杏仁核、海马、丘脑与下丘脑等脑区，而新近学界探讨的热点是前额叶皮质与边缘系统各区域的连接以及这些连接的功能异常。

神经电生理研究

神经电生理研究经由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睡眠脑电图、脑诱发电位（brain evoked potential，BEP）等途径实施。研究显示，30% 左右的抑郁症患者存在 EEG 异常，多倾向于低 a 频率；左、右脑半球平均整合振幅与抑郁严重程度呈负相关，且 EEG 异常有“侧化现象”（70% 在右侧）。抑郁症总睡眠时间减少，觉醒次数增多；快速眼动（rapid eye movement，REM）睡眠潜伏期缩短，抑郁程度越重，REM 潜伏期越短，且可预测治疗反应。抑郁发作时 BEP 波幅较小，并与抑郁的严重程度相关；视觉诱发电位（visual evoked potential，VEP）潜伏期较短；药物治疗前，右侧 VEP 大于左侧；体感诱发电位（somatosensory evoked potential，SEP）波幅恢复较慢，潜伏期恢复较快；伴随负变化（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CNV）波幅较低，负性电位延长。神经电生理机制的研究方法有所创新，抑郁障碍的电生理机制仍需深入研究。

应激性生活事件是抑郁障碍的主要危险因素。负性生活事件，如丧偶、离婚、婚姻不和谐、失业、严重躯体疾病、家庭成员患重病或突然病故均可导致抑郁障碍的发生，丧偶是与抑郁症关系最密切的应激源。经济状况差、社会阶层低下者也易患本病。长期的不良处境，如家庭关系破裂、失业、贫困、慢性躯体疾病持续长达 2 年以上，也与抑郁障碍发生有关，如果同时存在其他严重不良生活事件，这些不良因素可以形成叠加致病作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研究了 5-HTTLPR 及应激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的影响，研究者检索了 PubMed、EMBASE、PsycINFO 三个数据库，纳人其中 14 项研究（发表于 2009 年 3 月前），在 14250 例样本中，1769 例为抑郁症患者。Meta 分析显示，应激性生活事件数量与抑郁显著相关（OR=1.41，95%CI：1.25~1.57）；5-HTTLPR 基因型与应激性生活事件之间相互作用与抑郁无显著相关性（OR=1.01，95%CI：0.94~1.10）。该结果提示：应激性生活事件数量与抑郁障碍发生显著相关，5-HTTLPR 基因型与应激性生活事件的交互作用则未发现与抑郁症发生风险之间的相关性。需指出的是，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的中介机制仍然未知。

目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抑郁症患病率不尽相同，据现有调查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抑郁症的患病率约为 5%^[6]。

2013 年的荟萃分析总结了我国 2001—2010 年抑郁症的当前、12 个月和终生患病率分别为 1.6%，2. 3% 和 3.3%^[7]。

我国学者黄悦勤在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3 月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抑郁症是我国最常见的情绪障碍，其终身患病率为 3. 4%，12 个月患病率为 2. 1%，而女性终生患病率及 12 个月患病率均高于男性，失业者终生患病率及 12 个月患病率均比就业者高，分居、丧偶或离婚人群的终生患病率及 12 个月患病率比已婚及同居的人群高^[8-9]。

2019 年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hina Mental Health Survey，CMHS）的数据提示，大陆地区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 6.8%。女性抑郁障碍的患病率为男性的 1.5-2 倍。由于神经内分泌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女性的发病率自青春期开始升高，持续到生育期，之后缓慢下降，到围绝经期再次呈上升趋势。妊娠期高达 70% 的女性可出现抑郁症状，10%-16% 符合重度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

抑郁障碍平均起病年龄为 20~30 岁，从起病到就医接受治疗的时间平均为 3 年。

抑郁发作的平均病程为 16 周（中位数为 24.3 周），90% 的患者抑郁临床表现为中等严重程度或重度，严重影响其日常功能活动。抑郁发作治疗后痊愈平均需要时间约为 20 周，经抗抑郁治疗，大部分患者抑郁症状会缓解或得到显著减轻，一般可恢复到病前的功能水平，但仍有约 15% 未达临床治愈，复发率约为 35%，有 20%~35% 的患者会有残留症状和社会功能或职业能力的影响，

首次抑郁发作缓解后约半数患者不再复发，但 3 次发作、未接受维持治疗的患者，则今后的复发风险几乎是 100%。抑郁患者发生自杀企图或自杀的风险显著高于普通人群，其发生自杀企图或自杀的风险与年龄、性别、社会环境变化，以及抑郁严重程度相关。

抑郁障碍很少单独存在，往往与焦虑障碍、精神活性物质使用障碍、人格障碍和冲动控制障碍等共病^[5]。此外，抑郁症（MDD）与部分躯体疾病存在某些相似的病理机制并相互影响，抑郁症患者患 2 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约 41%，糖尿病患者患 MDD 的风险增加约 30%~60% ^[10]，另外，老年 MDD 患者发生青光眼的风险增加约 20. 77% ^[11]，而约 53. 8% 的患有心肌疾病者同时患有抑郁症^[12]。